中国经济结构性不平衡引发的矛盾，近期接二连三地暴露出来，关于宽松货币、放松调控的呼声再度响起，似乎重启印钞机就能解决一切问题。实则不然，此时此刻应把更多的目光投向财政政策，开启一个“中国式减税”时代。
　　对抗经济危机是一场旷日持久的苦战，是对制度、发展模式、甚至是人性与道德的反思。疯狂印钞买不来信心，滞涨的幽灵却渐行渐近，美联储两轮量化宽松依旧改变不了9%以上的失业率，欧洲央行的超低利率和一次次注资也挽救不了风雨飘摇的欧元。把所有的赌注都押在货币政策上，认为宽松货币就能解决一切问题，从方法论的高度来看，是行不通的。
　　中国经济的困局不在于“钱紧”，而在于“失衡”。最近十年，国内金融领域形成了颇具中国特色的“二元模式”，一边是以央企为代表的国有企业能够随心所欲地拿到贷款，另一边是中小企业资金匮乏、举步维艰，不得不求助于高利贷。当前热议的民间借贷、高铁停工，与其说是金融问题，不如说是经济结构深层次矛盾的爆发。
　　提振经济，不仅可以走扩张性货币路线，还可以依赖扩张性财政政策。以往采取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只是加大政府支出，在减税方面却少有作为。尽管近期陆续出台了小微企业减税方案、增值税试点，但仍显得有些“杯水车薪”。与其用政府支出的方式低效率地“花钱”，不如以减税的方式让企业和百姓实惠地消费。一方面，减税可以改善中小企业经营环境，充实企业现金流，对冲融资难的负面影响；另一方面，减税能够减轻企业负担，让企业把更多资金投入到扩大再生产和改进技术上，培育产业升级与企业转型的内生动力。
　　因此，在全球货币政策中性趋紧的背景下，无论是化解当前的“温州危机”，还是面对全球经济危机的二次发作，减税政策后期都将大有作为。在今年财政收入预计将突破10万亿元的事实面前，任何辩白都显得无力，中国式减税迫在眉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