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代农民商人印象

　　第一代：胡儒山

　　没有文化，小农意识很强，不善于管理，也不善于用人，只知道怎么挣快钱，并通过钻法律空子赚到第一桶金。

　　个性高调豪爽、出手阔绰，是全镇第一个开着小车进村的人，第一个在老家盖房子的人，第一个在镇上购置地皮的人，第一个使用大哥大的人。

　　第二代：杨从学

　　始终保持着传统农民节俭的本色。不买车，但懂电脑；衣着并不华丽，但整洁干净。曾是村里少有的高中毕业生。

　　非常重视教育，坚持“教育改变命运”的观点。身处事业巅峰时，毅然放弃铝材生意，回乡出资办学，成为全国第一个以私人名义办学的老板。

　　一把玻璃刀，外加八块钱。

　　———因一场意外的沉船事故，经营六年多的玻璃厂关门偿债，村中唯一的房屋也被拆掉抵债，胡儒山跌到人生第一个低谷。

　　这是1983年秋天的一天，48岁的胡儒山几乎是空着手离开老家网市镇扒头村，步行十多公里来到沙市，租下一个小门面卖玻璃，从头开始。

　　此时，21岁的杨从学正在龚场镇双河村的家中给鸭子喂食。7年后，杨从学也投身玻铝行业，并在若干年后超越前辈胡儒山。

　　胡儒山和杨从学，作为监利两代农民企业家的代表和当地玻铝事业的先行者，性格有同有异，人生亦多有交集，成为监利县20余年农民工外出创业历史的注脚。

　　起　　“玻铝之父”的成功示范

　　当年春节，杨从学提着几只鸭，买了条当时最贵的黄鹤楼香烟，上门拜访胡儒山，请教如何做生意。被杨从学称作“胡爷”的胡儒山翘着二郎腿坐在沙发上，抛出一句话：“我送你一把玻璃刀，一个星期学会，带5000块钱就可以出去闯了。”

　　胡儒山出生于1935年，读过几年私塾，做过村干部，像大多数村民一样，青年时代家里穷得揭不开锅。但他精明的生意头脑远近闻名。

　　1977年，胡儒山到武汉看望朋友，看到汉阳玻璃厂人来人往，生意颇为兴隆。胡儒山看到了其中的商机，回家后东挪西借凑到1000块，从武汉购置一批玻璃到龚场销售，第一年就赚到7000元钱。当时，一碗面的价格也不到5分钱。

　　次年，胡儒山决定在村里办玻璃厂。玻璃销往监利、洪湖以及潜江等地区，“一块窗户玻璃可以挣一毛钱”。玻璃厂每年收入1万元左右，成为远近闻名的乡镇企业。胡儒山后来也被当地人称为“玻铝之父”。

　　相比之下，虽已尝到“分单干”（即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甜头，包括杨从学在内的很多农民当时仍挣扎在贫困线上。

　　杨从学生于1960年，是村里少有的高中生，颇有生意头脑。尽管早早做起养鸭、养猪、倒卖服装等副业，还被当地人称为养鸭专家，但杨从学的收入也仅能维持一家人的生活。

　　为一块田埂的权属问题，杨从学曾与邻居大打出手。“都是贫穷闹的，没钱什么都要争。”在杨从学看来，只有走出去才能彻底脱离贫困。

　　当年春节，杨从学提着几只鸭，买了条当时最贵的黄鹤楼香烟，上门拜访胡儒山，请教如何做生意。被杨从学称作“胡爷”的胡儒山翘着二郎腿坐在沙发上，抛出一句话：“我送你一把玻璃刀，一个星期学会，带5000块钱就可以出去闯了。”

　　但杨从学没有付诸实施，因为筹不到5000块钱。“种地、养鸭一年收入还不足糊口，哪来钱做生意？”不过，此后一有时间，他就去玻璃厂学习如何划玻璃。

　　“胡爷”的事业并非一帆风顺。1983年6月，一次意外的沉船让胡儒山的所有积蓄付诸东流。为了偿债，玻璃厂不得不宣布倒闭，胡儒山在村里唯一的一间房子也被拆掉。无家可归的胡儒山选择了远走他乡。

　　这年秋天，胡儒山怀揣仅有的8元钱，步行数十公里来到沙市。当时，沙市为申办全国卫生城市而大兴土木。胡儒山敏锐嗅到其中的商机，找到一间不到三十平米的门面，开起玻璃铺，并通过父亲老战友的关系从一家玻璃厂进货。一切从头开始。

　　胡儒山的遭遇让蠢蠢欲动的杨从学一度萌生退念。同年，杨从学向亲友借了1000元，在镇上开了间理发店。“理一个发5分钱。一天生意好的时候有5个客人。”但杨从学内心仍然希望做更大的生意。

　　承　“玻铝大军”的外出热潮

　　“我记得有一次，我们家族五个人打算坐火车去昆明，但是，当时火车票已卖完，需要等5天。于是，我们不得不买飞机票，当时的飞机票是1300元/每人，很舍不得。没想到到了昆明，我们一天可以挣到2万元。”

　　凭借丰富的经验，胡儒山的事业很快出现转机。1987年，他带着数十万元现金来到鄂州办起玻璃厂，当年就挣到30多万。玻璃厂迅速成为当地知名民营企业，时任鄂州市市委副书记成了他工厂的常客，胡儒山的名字也频繁出现在报端。

　　这一年，杨从学也将理发店转让出去，决定倾其所有，在玻铝行业闯出一番天地。

　　某种意义上，杨从学也是被“逼上梁山”。1989年，杨从学养了2000多只鸭，种了7亩地。尽管亩产不到1000斤，收入不到300元，但要缴纳的赋税高达200多元。“一家四口，一年下来连肉也买不起。”跟胡儒山同村的黄义发种了7亩水稻，年收入不到100元，尚不足以维持一家四口人的生计。

　　正是从这年开始，龚场、网市两镇大批农民外出打工。据《监利县志》记载，从1989年到2001年，监利农民的农业税费逐年增加，大部分农民年年亏本，大量的土地撂荒。这股外出打工潮一直持续到2002年监利农业税费改革之后。

　　著名三农学者李昌平在《我和总理说实话》一书中写道，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监南地区人均耕地面积达到2亩，监北地区只有1亩，而且龚场、网市两镇需要上缴的粮食任务全县最重。“龚场、网市镇的农民是全县农民中最苦最穷的典型代表。他们走出去的欲望最强烈。”

　　1990年，杨从学东挪西借了6000多元，来到湖北襄樊租了间20平米的商铺，做起划玻璃的生意。凭借良好的口才和精明的头脑，杨从学的生意风生水起，一年收入达2万元。第二年，杨从学到武汉开厂，扩大经营规模，当年挣到30万元。

　　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鼓励开展市场经济。杨从学盯上了云南昆明正在兴起的铝材市场，与侄子杨金川合股在昆明租下两间商铺，做起铝材供应的生意。杨从学也因此成为龚场、网市两镇的第一个铝材商。

　　在他的记忆中，1994年的铝材市场最为兴旺。“我记得有一次，我们家族五个人打算坐火车去昆明，但是，当时火车票已卖完，需要等5天。于是，我们不得不买飞机票，当时的飞机票是1300元/每人，很舍不得。没想到到了昆明，我们一天可以挣到2万元。”经过多年的打拼，杨从学一跃成为当地颇有名气的玻铝商，身价过千万。

　　胡儒山和杨从学的成功在老家监利县引起轰动，吸引一大批外出打工的农民扎进玻铝行业。监利县劳动与社会保障局的资料显示，1989年到2001年间龚场、网市两镇外出务工人员接近8万人，其中90%以上从事玻铝生意。李昌平认为，“亲帮亲，邻帮邻，家族内部相互协助”，这种熟人网络在龚场、网市玻铝商人身上体现得尤为明显。

　　转　两代农民的理念分歧

　　“虽然现在龚场、网市两镇的玻铝商人很成功，但是没有教育，他们就没有将来。”上过高中的杨从学始终坚持“教育改变命运”的观点。“我们上一代人和这一代人，最终之所以失败，就是因为缺少教育。”

　　外人看来，胡儒山和杨从学都是两代玻铝商人的成功典范。然而，两人的生意理念却差异颇大：一个为挣钱不择手段，挣到钱后一掷千金；一个则保持节俭本色，不断接受新的想法。这种观念的差异或许为后来两人事业的走向埋下伏笔。

　　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胡儒山的玻璃厂生意最红火之际，他个人的负面消息也在家乡广为传播。有人说，当时玻璃厂属于国营，胡儒山买下一车玻璃后，经常打碎外面的玻璃，拍照作为证据，向玻璃厂诈取索赔。

　　“老胡当时是钻了法律的空子，赚到了第一桶金。”后来的玻铝商人对此颇为不齿。曾跟随胡儒山一起创业的一位老乡证实了这些传闻：“老胡没有文化，有很强的小农意识，不善于管理，也不善于用人，只知道怎么挣快钱。”

　　胡儒山还创造了当地诸多“第一”。例如，他是网市镇第一个开着小车进村的人，第一个在老家盖房子的人，第一个在镇上购置地皮的人，第一个使用大哥大的人。只要有小孩上门叫他一声“爷爷”，胡儒山都会拿出50元、100元作为礼物。而在当时，扒头村村民大多住着破旧的瓦房，每顿饭连肉也吃不上。

　　和个性高调豪爽、出手阔绰的胡儒山不同，杨从学始终保持着传统农民节俭的本色。他不买车，但懂电脑；他的衣着并不华丽，但整洁干净。到了上世纪90年代末，同样是身处事业的巅峰，杨从学却撇下昆明如日中天的市场，到武汉陪伴两个孩子读书，这一举动至今为当地人津津乐道。

　　2003年，儿子考上大学后，杨从学又做出一个惊人之举：放弃了铝材生意，出资13万元承包下老家龚场镇双河村的小学，成为全国第一个以私人名义办学的老板，一度办得有声有色，后来因故被撤销。当年，《南方周末》和新华社都对此做过报道。

　　“虽然现在龚场、网市两镇的玻铝商人很成功，但是没有教育，他们就没有将来。”上过高中的杨从学始终坚持“教育改变命运”的观点。“我们上一代人和这一代人，最终之所以失败，就是因为缺少教育。”

　　学校关闭后，杨从学重新做起铝材商，并且涉足塑钢、钢材等行业。同时，杨从学努力培养后人。在他的带动下，他的侄子杨金川、杨金州、杨金涛以及表弟龚本发等人都成为千万富翁。

　　合　“玻铝之乡”的双重改变

　　网市镇工业办主任张继新认为，玻铝行业除了带来物质上的富足，还改变了当地农民的思想观念。“他们不再被农业所束缚，敢于闯出去。他们把外面的消费、思想观点带回来，从而影响了更多的人走出去。”

　　正当杨从学达到事业巅峰时，胡儒山却遭遇了人生第二次低谷，自此一蹶不振。1991年，年近六旬的胡儒山再次冒险，将多年积累下来的300万元悉数拿出来办再生玻璃厂。工厂选址在汉阳的一间劳改所，因为紧靠汉阳玻璃厂，生意起初起色很快。

　　然而，这样的好景不过两年。1993年，国家司法部规定，劳改所场地不允许用来办厂。一纸公文，胡儒山从千万富翁瞬间沦为穷光蛋。胡儒山的儿子和女婿说，父亲失败后一直在帮子女做玻铝生意，但思想已经跟不上时代，只能做一些体力活。随着年龄增大，当年的“胡爷”已经彻底退出江湖。

　　“玻铝之父”的落寞身影背后，是“玻铝之乡”监利县的崛起。过去20多年，从网市、龚场走出去的玻铝商人已遍布全国各地，且主要集中在云南、贵州、陕西、新疆等经济欠发达、竞争不那么激烈的西部省份。他们中，有的已经自己开厂做起供应商，有的仍是从底层做起的划玻璃、安装铝合金门窗的个体户。

　　如今从监利县城出发，车辆从南向北行驶，沿途会经过毛市、分盐、周沟、周老、龚场、网市等乡镇。从毛市到周老尚是一排排低矮的平房，进入龚场镇后，一排排整齐的新洋房在路边挺立。在网市镇政府大院里，“玻铝之乡”四个大字格外引人注目。

　　网市镇工业办主任张继新认为，玻铝行业除了带来物质上的富足，还改变了当地农民的思想观念。“他们不再被农业所束缚，敢于闯出去。他们把外面的消费、思想观点带回来，从而影响了更多的人走出去。”

　　越来越多的农民走出去后，他们身上的乡土气息也越来越淡薄，并逐渐融入城市生活。如今，刚过不惑之年的杨从学已经在武汉购置房产，完全脱离了农民的身份。

　　76岁高龄的胡儒山则居住在龚场镇的儿子家中，经历过人生大起大落后，他已经不太愿意再谈论当初的成败。

　　大事记

　　1989年

　　3月6日

　　国务院办公厅发出紧急通知，要求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国务院各有关部门做好严格控制民工盲目外出的工作。

　　通知指出，春节过后，民工大量集中于西北、东北和广东等地，致使铁路客流暴涨、车站旅客积压、列车严重超员，给铁路运输造成了极大的压力。一些民工到达上述地区后，因找不到工作而流落街头，生活十分困难，大量民工涌入这些地区，也给当地治安造成了混乱。

　　通知要求各级人民政府要加强对外出民工的管理工作，铁路、公路、水运等交通部门和公安部门要共同做好民工的返乡工作，控制民工外出。

　　3月13日

　　《人民日报》发表文章指出我国农村出现三个新的变动：办农业由冷变热，乡镇企业保持较高发展速度，近千万务工经商农民面临新的就业选择。

　　其中，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遇到新难题。据有关人士估计，目前，已从农业转移出来从事二三产业的9000万农民，近年将有1000万面临新的就业选择。特别是进城务工经商的农民，因城市基建规模的压缩，计划外用工减少等原因，将有几百万返回农村。

　　5月21日

　　《南方日报》报道，广东省政府近日转批了省劳动局《关于整顿劳务市场秩序，加强劳动力管理的意见》。

　　意见要求各级政府各部门合理安排使用劳动力，认真清退来自外省和农村的劳动力，清退的重点是外省民工和农村的劳动力。

　　与此同时，各级政府还要加强劳动管理工作，招用民工应根据当地粮食生产、市场供应能力等方面的承受能力，综合考虑，按照先城镇后农村，先本地后外地，先省内后省外的原则，严格控制，统筹安排。

　　10月5日

　　国务院发布《全民所有制企业临时工管理暂行规定》，明确临时工招聘原则以及权益。

　　《规定》指出，企业需要临时工，原则上在城镇招用；确需从农村招用时，应报经设区的市或相当于设区的市一级的劳动行政部门批准。

　　从农村招用的临时工，不转户口和粮食关系。临时工的工资待遇，由用人企业与临时工本人协商确定。临时工在企业工作期间，由所在企业负责管理。解除劳动合同后，来自农村的应当返回农村；来自城镇的由当地劳动行政部门办理待业登记，并负责管理。

　　整理：谢江涛

　　样本意义

　　没有沿海地区的先天地理优势，也没有江浙地区的悠久经商传统，却在短短30多年里，由全国贫困县摇身变为全省著名的“玻铝之乡”。

　　1983年，被当地人誉为“玻铝之父”的胡儒山怀揣一把玻璃刀，到离家乡十多公里的沙市创业。在他的带动下，监利县走出一支以数十万人计的“玻铝大军”，短短数年里在全国各地开枝散叶。

　　根据监利县官方数据，1989年到2001年间，监利县外出务工人数逐年增长。其中，仅网市、龚场两镇有接近8万人外出务工，并且90%以上从事玻铝生意。

　　受到小农意识和受教育程度的限制，老一代如何应对外部环境的变化，而新一代如何在传承的基础上创新？这是监利玻铝商人们必须面对的问题，亦可作为“农民工转型”的生动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