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阐述了对世界这样的看法， 社会经济与自然环境的局限迫使人自私， 而人的自私行为到头来又使社会环境及制度有所改变，二者息息相关， 不可分割。人因为生活环境不同或知识、经验不同而有所改变， 社会的体制就跟。而我们现在正一步步演绎着古人的预言， 人与自然的矛盾从未像今天这样突出。中国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 愈来愈面临资源瓶颈和环境容量的严重制约， 尤其在矿产业， 无序、无度的消耗迅速透支着我们宝贵的资源， 节约型社会的建立已成必然。

　　在中国煤炭第一大省——山西， 一场历史上最大规模的矿权改革刚刚开始。即将推出的改革方案， 将从制度上解决矿业权的取得、对环境的治理和对生态的恢复、对安全的投入三大成本的缺失问题， 缓解矿产资源的开发与劳动者和环境之间的矛盾。以此为例，以下将从制度经济学的角度对这一体制变动进行分析。

　　一、产权改革是国有矿产资源改革的核心

　　产权不清的现状是山西煤炭企业难以集团化的主要原因。改革使承包权变产权， 将目前矿业权无偿和有偿取得的“ 双轨制”统一改为有偿取得， 建立规范有效的矿业权交易市场。

　　经济学的假设前提就是生产资源的稀缺性和人类行为的理性， 各种经济行为主体所追求的是自身利益最大化， 这种自利的行为一方面在市场经济运行中， 保证了自利双方实现互利， 使各方力量更为满意； 另外， 也附带产生了机会主义， 机会主义即“ 用虚假的或空洞的， 也就是非真实的威胁或承诺” 来谋取个人利益， 也就是以牺牲他人利益来换取个人利益的最大。机会主义出现主要是因为产权的缺失。产权不同于所有权，所有权是指财产所有者支配自己财产的权力。产权是两种平等的所有权之间的权、责、利关系。

　　国有矿产资源虽然有明确的所有权， 但所有者却必须与别人发生千丝万缕的交易关系， 这样所有者不得不寻求代理人， 形成委托—— 代理的关系， 这样打破了所有权的排他性、完整性， 所有者应得的权益因“ 不确定性”的问题， 成了人可与共的公共财产。目前国有矿产资源的经营形式就是一种代理人制度。各类代理人本身都不拥有合法的对于生产资料的个人产权， 也不对拥有生产资料的个人负责， 导致企业成本的外部化和私人成本的社会化，“ 某个人的效用函数的自变量中包含了别人的行为”。这里存在着过度索取剩余问题。因此界定产权， 明确所有者及有关的他人对资源的权、责、利关系是建立节约型社会， 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前提。产权制度就是同时调整人与自然和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制度， 保证人们在从自然界获取利益的时候， 不得损害他人的利益； 或者在保证其他相关的人的利益至少不变的情况下， 尽可能多的从自然界获取利益。明确的产权，提供了人们进行一切交易活动的基础， 为人们提供了更大的选择空间，更大程度实现外在性内在化， 可以使人们在各种情况下选择交易成本最小化的经济体制， 减少和节省交易成本。

　　二、生产成本和交易成本实现联合动态最小化是国有矿权改革的目标

　　当前矿业市场入门成本过低， 使得矿业企业缺乏珍惜资源的动力和压力， 也不注重安全生产。同时， 矿产资源产业链也存在利益扭曲。国家出资勘探， 勘探成果被企业无偿占用； 国家出资建矿， 资源的价值及开采效益体现在企业或个人， 企业开采后留下的矿区治理和生态环境修复又需要国家投入。这种矿业体制和利益机制， 与建立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型社会的要求相悖。

　　经济学从来就是讲究节约的， 经济就是节约、有效率， 以较少的人力、物力、时间等消耗获得较大成果。因此我们进行研究的目的就是以最小的经济代价去获得最大的经济利益， 也就是要实现生产成本交易成本的最小化。生产活动是人对自然的活动， 改造自然， 加工自然； 交易活动是人与人之间的活动。一个理性人在从事经济活动过程中， 一方面与物质世界打交道， 另一方面与经济中的其他人打交道， 并相应的发生一系列的成本。一种是改造物质世界， 为生产产品在技术上必需的人、财、物的耗费， 即“ 生产成本”； 另一种就是与人打交道时发生的“ 交易成本”。国有矿权改革要实现生产成本和交易成本上的联合最小。生产成本的节约属于边际上的节约， 属于二阶节约， 这种节约只是“ 小头”， 因为生产成本最小化是给定组织制度约束下的成本最小化。交易成本的节约属于结构上的节约，属于一阶节约， 这种节约才是“ 大头”， 因为追求交易成本最小化决定了选择最有效的组织制度安排。可见， 既要强调生产成本的节约， 更要强调交易成本的节约。而且， 整个社会成本的降低是一个动态最优化的过程， 它需要的是生产成本和交易成本的联合动态最小化， 而不仅仅是生产成本最小化或交易成本最小化。

　　生产成本最小化和交易成本的最小化是不能互相替代的， 两者都抓才能真正实现成本<